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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邵可侣——从邵可侣写给巴金的一封信说起

寻找邵可侣——从邵可侣写给巴金的一封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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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27日,已经67岁的邵可侣(Jacques Reclus)在法国巴黎郊外的Le Plessis-Robinson给作家巴金写了一封伤感满怀的信。这封信没有直达中国,而是委托住在日本东京都中野区小潼町的作家芹泽光治良转寄。信件漂洋过海,辗转多地,最终到了巴金夫人萧珊的手中。8月9日,萧珊致信正在安徽黄山休养的巴金,说了大致情况,并称“这信我已交给罗荪,他说请白羽同志去了解办理”。罗荪即孔罗荪,白羽即刘白羽。信中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看:

亲爱的巴金同志,亲爱的朋友:

我们共同的朋友芹泽光治良先生来信谈到你到东京参加作家大会,说到他同你会晤畅谈的欣悦之情。从他那里,你知道我在一九五二年离开中国时不得不把我的一个女儿抛在北京——就是当时只有十二岁的那个女儿。他是我在世上最□爱的亲人,同她的分离对我简直是沉重的打击,简直成了无尽痛苦的原因了。而且我得不到她的直接消息,一个现在已经达到成熟年龄的女青年(现在她已二十一岁了),竟固执地毫无音讯,真让我们诧异,增添我们的痛苦。

要是你有机会看看她,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将格外感到欣慰有你这样一位知名而普遍受到尊敬的人去关心她,给她友谊,必要时给她帮助,这简直是我们的巨大安慰。如果你觉邵可侣这一姓氏还能代表你和我都所忠实的伦理方面某些基本原则的话(这我一点也不怀疑),就请你信中提示她几句。因为她看起来拿家族似乎当作某种幼稚的偏见了。我请求你去劝劝她,让她给她父母写信,同他们取得互相信任的联系,不要把有朝一日相会晤的可能任意抛弃。

我的最大心愿不待说是希望我们的女儿有一天能回来,哪怕是短短的一时也好。她过去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这样的想法,而长久以来,我们也没向她要求过这一点。

我衷心地预为向你致谢,亲爱的巴金同志和亲爱的朋友,谢你将要为我们的女儿所做的一切,请相信我们忠诚的感情。

邵可侣

下面是我们孩子的地址(你可以注意到她已经改了名字):北京西郊五道口林学院森林保护系二年级孙立先

这是一位年老父亲的喃喃独语,他因为当年离开中国时没能带走女儿而后悔和自责,陷入对女儿深深的长久的思念,也因为成年以后的女儿不和他相认、改了名字而不解与痛苦。他似乎非常无奈,但又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女儿,所以一听说芹泽光治良和巴金碰面,谈起自己及女儿,内心无疑又燃起了一丁点希望,于是向巴金写了这封哀伤的求助信。信中开头提到的巴金去东京参加作家大会,是指1961年3月24日至4月21日,巴金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赴日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据前几年出版的《出访日记》,25日午后4点,巴金到芹泽光治良家,6点告辞回旅馆。

第一时间读完信,笔者心里不禁对写信的邵可侣是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法国人和日本人芹泽光治良的联系想必密切,以至于后者乐意做中间人,为她女儿的事传递消息。邵可侣又把巴金视为朋友,他们三位于何时结识?邵可侣和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疑惑,笔者开始了一段“寻找”邵可侣的历史旅程。

当笔者着手了解邵可侣时,一本名为《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东方出版社,2018)的日本私小说进入视线,著者正是芹泽光治良,讲述了他和邵可侣家族以及中国人的故事。这本书是大河小说《人间的命运》(共十六册)的附册,原著的标题为“爱、知、悲伤”。这本书能够问世,与1961年巴金在东京对作者的鼓舞是分不开的,所以作者将其写成一封致巴金的长信的式样。它虽为私小说,却有很强的历史还原度。日本学者樋口进、山口守等人很早就利用它来研究巴金和安那其主义的关系,中译本出版后,刘拧、姚峥华、李公明等人也分别写过书评,可在国内引起的波澜不大。此书为笔者寻找邵可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灵感。书的引子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法国朋友雅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的家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人。我也给您介绍了我在雅克家里认识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他在北京留下来的女儿的故事。事实上,巴金兄不仅认识邵可侣,1927年赴法留学期间也与他家有往来,那么或许我们年轻时在他家里见过面,既然如此,我对您更加产生了亲切感。

这段话第一次将三个人联系在一起,将这段故事的起点指向了巴黎——邵可侣的家里。这个家位于巴黎的郊外,正是本文开头一幕邵可侣写信的地方Le Plessis-Robinson。在芹泽光治良的书中,这是一栋两层的毗邻林荫街道的木质老房子,雅克一家住在二楼右侧的四个房间。门前的街道上,复古风格的电车来来往往,路边硕大的法国梧桐的树枝在高处摇摆,让人忘记时间的存在。这个家,一度吸引巴金、芹泽光治良这样的外国留学生纷纷来访。这决不只是主人的热情好客,更在于思想和学问的交流,而谈话的一个中心想必就是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

据陈三井的《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一书介绍: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派是在日本和法国的海外中国同盟会员中形成的。在日本东京,以出版《天义报》为主进行活动的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等人是“天义派”,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为主进行活动的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张静江等人是“新世纪派”。法国是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活动的地方。哀利赛·邵可侣(Elisee Reclus, 1830-1905)作为闻名于世的法国地理学家与无政府主义者,向住在法国的中国人传播无政府主义,并直接影响了《新世纪》的创刊。此外,格拉弗(Jean Grave, 1854-1939)也是法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并协助他们的社会活动。严格说来,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泉,是哀利赛·邵可侣和格拉弗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哀利赛·邵可侣的侄子保罗·邵可侣(Paul Reclus)也和李石曾等人多有往来。李石曾评价叔侄两位是相类的人物,称“小邵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小邵”的次子,正是本文的主人公雅克·邵可侣。

可见,法国巴黎的邵可侣家族是世界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传播者。芹泽光治良和妻子是1925年初夏到的巴黎,1929年返回日本。临赴欧洲时,他和妻子的媒人——日本《万朝报》社长把刚从法国回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介绍给他认识,石川又恳切地将其引荐给雅克和他的父亲。日本学者樋口进发现,把石川三四郎介绍给邵可侣家族的人则是褚民谊。据《巴金年谱》,1927年1月巴金和友人卫惠林一起赴法,于2月19日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接他俩的人是吴克刚。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因此,芹泽光治良和巴金的留法岁月确有重叠之处。年谱没有巴金和邵可侣家来往的记载,但据暮年的邵可侣忆述:当时在法有不少中国学生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所吸引,李芾甘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是外省一个中学的寄宿生,即日后成名的作家巴金。我是在和另一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吴克刚经常往来中遇到他的。

巴金好友、翻译家毕修勺的儿子毕克鲁曾撰文称,哀利赛·邵可侣等理想主义先辈是巴金年轻时所崇敬的“指引者”。毕克鲁引用父亲所译《E·邵可侣传》里哀利赛·邵可侣在讨论艺术与人生时所说的一段话:“人生就是艺术,不为私利改变自己的理想,只要社会上有特权与贫困存在,我们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以革命的斗争,求得正义的实现,这就是美的人生。”而这句话可以视为巴金和他的朋友们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巴黎,邵可侣家族,无政府主义,一张跨国的人际互动和思想交流的网络就此联结。从这个角度切入,就可以理解巴金、芹泽光治良和邵可侣这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在各自的人生之旅中,为何会产生某种兼具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集。

去中国之前,雅克·邵可侣的生活不算理想。他从小练习钢琴,有出众的音乐才华,参加一战时右手受伤,从此断了作钢琴家的梦。战后,已经中年的克鲁那李桑夫人给了他爱和重新开始的勇气,他立志于学问,在巴黎索邦大学专修社会学。两人后来同居,收养了克鲁泡特金的孙女作为养女。但是,雅克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无法在学校担任教职,他也没有自己的著作,靠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也没能找到工作,只好教几个学生弹琴来维持生计。由于战后法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雅克仅靠教琴也难以养活全家,于是他甚至跑去歌厅打鼓,工作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4点,结束后已经没有回家的电车,不得不在附近租个小房间将就。因此,他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不太好。1927年秋,邵可侣决定去中国教书,教社会学之类及法语的课程,为期三年。他对芹泽光治良说,要去那里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建设,哪怕做一点儿事,他也会感到幸福。等到第二年春天,欧洲七叶树盛开的时候,芹泽光治良从瑞士疗养回到巴黎,发现邵可侣已经离开法国了。

根据日本学者山口守的研究,1928年4月28日,知名的安那其主义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致巴金的信中,专门提及了邵可侣:“雅克·邵可侣同志的讲课一定十分精彩吧。不过我觉得,逐字翻译这种方法,恐怕会让他讲话的精髓消失殆尽。不单单是内容,这种将重点放在课程传达上的做法,我不喜欢。如果能够去中国,我宁愿面对懂英语的听众讲课,或者在讲课后请人把我的课本译成中文。”从信中透露的气息来看,艾玛·高德曼和巴金彼此对邵可侣都是相当熟悉的,知道此时的邵去了上海教书。

邵可侣教书的地方实际上是国立劳动大学,创办于1927年,位于上海近郊江湾,是一所半工半读性质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学校。虽然李石曾表示随时欢迎他到中国去,但介绍他来这所学校的人是吴克刚。据山口守研究,时在法国的吴克刚与在国内的沈仲九经常通信,正好沈是筹办劳动大学的负责人之一,于是请吴代为物色一外籍教授,吴以邵相荐,最终邵与吴同船来沪。吴克刚、沈仲九都是巴金的好友,毕修勺也在劳动大学教过书。此外,日本的安那其主义者岩佐作太郎、石川三四郎、山鹿泰治等人也曾被聘为讲师。邵可侣来这里,无论是政治信仰、专业背景甚至是社会关系上,都是较为合适的。

鲁迅和劳动大学也有缘分。1927年10月25日,他受邀去该校演讲约一小时,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在演讲中,他这样说到: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1月7日,“午后往劳动大学讲”。这一次鲁迅是应校长易培基之邀,在该校开设文学讲座课。每周讲授一次,至来年1月10日辞讲。

邵可侣对教书是认真负责的,也关心爱护中国的青年学生,笔者认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暗含着他对自身所信仰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坚持。在邵可侣后来给夏炎德的《法兰西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初版)所作的序中可知,他刚来上海时看到的中国是比较乏味的,但在劳动大学上了数星期的课后,却感到一种深刻的愉快,因为这个学校的青年是勇敢的,而且不顾环境恶劣地奋斗,认清学校最终的目标是在解放祖国——他在青年的理想中得到一种精神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后以研究经济学名世的夏炎德应该在劳动大学上过邵可侣的法文班,一度钟情的是西洋文学。徐懋庸就读劳动大学附中时,教他们法文的也是邵可侣。邵选用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作为教材,徐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就起心翻译这篇作品,并把它作为丛刊的刊名。卢剑波在上海国民大学学习时,组织“民锋社”,复刊《民锋》杂志,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被上海当局戴上一顶“布尔什维克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杂志遭查禁,人受通缉,幸亏邵可侣及时通风报信,他才躲过一劫。笔者发现,上海出版的知名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曾于1929年7月13日刊载过一条短消息:6月27日晚,一队市政警察无故盘问搜身从邵可侣家出来的几位学生,还试图拘捕他们,邵可侣挺身而出,说要是自己的客人被带走,他也会一道随同,最后警察只好将学生释放。

在上海期间,邵可侣对中国社会开始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而这种观察和理解,又是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出发的,抱着前述“解放中国”的目标。邵可侣曾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一篇关于沈定一遇刺的长文,时间是1928年9月29日,此时距沈案发生恰好一月。邵可侣对这位复杂的人物相当了解,称他为社会主义者、学者和国民党员,他甚至在当年6月到过浙江萧山,亲眼见证过沈定一的地方自治实验,而这正是文章想要表达的重心。他对沈定一的作为评价很高,说他在萧山的工作深孚众望,是为实现革命社会目标所作出的切实尝试,而这也是造成其死亡的真正缘由,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在沈定一身上,邵可侣同样是寄托了他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的。

1929年的晚秋,芹泽光治良和妻子离开法国,返回日本。漫长的旅途行将结束时,船开始进入上海的港口,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邵可侣带着陈君和王君前来码头迎接。芹泽光治良发现,邵可侣嘴巴和鼻子下面的胡子全刮掉了,显得很年轻,能娴熟地指挥洋车走哪条路。邵可侣应该是住在虹口日人聚居区(按:书中称是日租界,不确)里一幢英国人所有的洋馆的二楼。当天下午,季君、王君和邵可侣带芹泽光治良拜访了鲁迅。芹泽光治良说:鲁迅住在一条汽车进不去的狭窄的弄堂里,在他看来,这是一间杂乱无间的陋室。鲁迅住在二楼,发着烧,没刮胡子躺在床上,但抬起上半身跟他们逐一握手。先生似乎和邵可侣、季君等人很熟。他被先生温厚的脸所吸引。先生对他立志成为作家表示鼓励。第二天上午,芹泽光治良去参观了王君的家庭工厂,王君告诉他这是一种社会革命。邵可侣后来对芹泽光治良解释:王君所说的革命就是共产革命。他们只会在朋友面前吐露自己的信念,而且只限于法语。第三天一早,芹泽光治良乘坐的船出航,邵可侣等人又去码头送别。

芹泽光治良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很有意思。这说明,邵可侣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朋友甚至学生中间,不乏从事共产革命活动的人。王君的家庭工厂有可能是为革命筹措经费的地方。鲁迅当时住虹口横滨路的景云里十七号,居住条件确实一般,周围的嘈杂时常影响其生活和写作。这里离邵可侣的住所应该相去不远。查看1929年的《鲁迅日记》:12月1日,“牙痛”;7日,“似微发热,服阿司匹林两片”;14日,“似感冒发热”;20日,“夜似发热”。说明鲁迅在该月确实身体抱恙,在此前后的各一月则不见生病记载。照此推断,邵可侣他们此行的日期很有可能是在12月的某一天。不过,鲁迅日记中没有明确提及此事。

晚年邵可侣和芹泽光治良

大概在1930年,邵可侣可能是提前结束在国立劳动大学的聘期,去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时劳动大学已经不再安稳。就在6月6日,教育部奉令停止劳动大学招生。9月24日,校长易培基遭免职。所以,邵可侣此时去中央大学,大概是环境变动所致。在芹泽光治良的书中,1930年的暑期邵可侣和远道而来的夫人一起来到日本度假,提及邵可侣是和北京大学签了合同,就住在北京(按:翻译如此),这恐怕是不确的。南京和北平路途遥远,当时又没有高铁,两地兼职怕是难以做到。或许是作者的记忆出了偏差。

据《蒋碧薇回忆录》,邵可侣在中央大学的宿舍恰好和徐悲鸿一家是对门。1929年5月,徐悲鸿和谢寿康两家一起从上海搬到了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同年8月,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接受金陵女子大学的聘约,担任国文及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后来谢寿康辞去教职,就任立法委员,他原来所住的宿舍就分配给了邵。据蒋碧薇所述,邵可侣是李石曾的朋友,也是由李邀来中国的,知道他在法国有妻女,夫妻间没有经过正式结婚手续,因为他们都信仰无政府主义。徐悲鸿看邵可侣单身在华,生活多有不便,就请他长期在自己家里免费就餐。1931年1月25日的《申报》曾登载过蒋梅笙的一篇小文章《汤山记游》,说的是1月18日戴志昂(按:据费麟所述,戴志昂当时系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徐悲鸿在系里教建筑写生和人体素描)邀请他们一家人去郊外汤山游玩的开心事,同行人中就有邵可侣。就在这年,徐悲鸿还专门给邵可侣画过一幅像。

1931年徐悲鸿给邵可侣的画像

在蒋碧薇眼里,邵有学者风度,待人接物彬彬有礼,谈吐风趣优雅,弹得一手好钢琴,不时会去上海买些唱片送给同样喜欢音乐的她。在长久地相处过程中,邵可侣对蒋碧薇产生了特殊的感情,遭蒋婉拒,不过双方仍然维持良好的友谊。但邵心里没有放下蒋,1935年暑假,他由北平来南京旅游,还去看望过蒋,对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到北京来,你知道那里有一个朋友,他愿意照料你和安慰你。”当时徐和蒋的感情已到破裂边缘,邵不可能没有听说,但在蒋看来,异族通婚,要想幸福美满,是万无可能的。

邵可侣在中国的下一站是古都北平。笔者在网上找到一份“1932年度北京大学教授名单”,邵可侣名列其中。这可以佐证他开始任教北大的时间。联经版的《胡适日记全集》第六册和第七册上有四处关于邵可侣的记载。前两处如下:

June 11,1933

昨夜料理行装,结束未了之事,直到今早六点半,就不能睡了。

七点三刻到车站,送行的朋友很多,寄梅、援庵、叔平、梦麟夫妇、叔永、洪芬、上沅、伯遵、Mon Reclus[邵可侣]、逮曾、胡筱溪、胡道继、成之夫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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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12,1933

八点起来。

九点到济南,车站上见着静姗(朱经农夫人),我把Reclus托带的东西给她。

……

这两处所指之事是,1933年6月胡适自北平南下赴京和汪精卫密谈,随后由沪出访美国和加拿大,10月回国。因此,11日车站送行队伍颇为壮观,邵可侣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文化界的朋友圈就像涟漪一样不断扩大。文中的寄梅即周诒春,援庵即陈垣,叔平即马衡,梦麟即蒋梦麟,叔永即任鸿隽,洪芬即孙洛,上沅即余上沅,伯遵即林恂,逮曾即卢逮曾,是胡适在北大文学院的秘书,成之即胡成之,是胡适的堂弟。关于邵可侣和蒋梦麟,《蔡元培年谱》中还有记载,时间是1934年6月19日:

复北京大学法国籍教授邵可侣函。北大原设有法、德、俄诸国文学系,蒋梦麟将其合组为外国文学系,邵可侣来函陈述不赞同之意见,复函谓:中国中学多用英语,“要招习过法、德、俄文之中学生,甚为难得。若进大学后始习法、德、俄文,欲于四年后成一文学家,亦甚不容易。”“此事虽与弟初意相背,然因蒋校长与弟屡次讨论之结果,弟亦不能不谅其苦衷而不欲再反对之。”

蒋梦麟对北大外语专业的这番调整,弱化了法、德、俄诸国文学系的地位,可谓动了邵可侣的奶酪,他试图找蔡元培挽回局面,不过未果。全面抗战后,邵入滇,去了云南大学任教,而非西南联大,恐怕和这次改革带来的影响有一定联系。陈明远的《那时的大学》一书里列有一件史料——“国立北京大学核发薪金清册俸给簿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份”,即1935年2月北大教师的薪水,其中外国语文系教授一栏就有邵可侣,月薪400圆,和朱光潜、蒯淑平、洪涛生、徐祖正同等,比梁实秋和周作人低100圆。这足以保证邵可侣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可以住宽敞的四合院——芹泽光治良称之为“豪华的宅院”。

邵可侣还托胡适带东西给朱经农夫人“静姗”。据谭苦盦《“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梅贻琦日记之“珊”》一文(见《掌故》第六集,中华书局,2020)考证,“静姗”姓杨,本名静山,梅贻琦对伊别有一番情愫,在其日记中又作“珊”“净珊”或Z.S.,出现频仍,在《吴宓日记》中则作“静珊”,其实都是同一人。此后,杨静山、梅贻琦和吴宓还会和邵可侣发生交集。

第三处记载是次年的3月25日,当天是星期日,邵可侣夫妇一起来拜访胡适。这可以证明邵可侣的法国夫人当时也在北平。据杨周翰忆述:他于1933年进北大英文系,一直呆到1936年3月,当时的系主任是梁实秋,邵可侣教法语,他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法国名字,常常带实物上课,有一次带了夫人来作“教具”,教有关“夫人”“妻”等词汇。他用的是直接法,从不教语法,所以学生的语法概念极差,但发音、音调较好。第二年就用他编写的法文文学读本。这刚好可以和胡适日记相互印证。非常有趣的是,杨周翰对邵可侣教学方法的评价可谓和爱玛·高德曼如出一辙。作为教材使用的法文文学读本,当是邵可侣选注的《近代法国文选》,徐悲鸿题名,蔡元培和谢寿康作序,共收名家文70篇,最早由中华书局于1932年8月出版,此后再版多次。大概是1933年,金克木拿着这本书去北大旁听邵可侣的课,两人结下很深的缘分。在邵可侣的帮助下,金克木的法语水平提升迅速。1942年夏,在军队服役的西南联大学生许渊冲想要复学,温习法文时也用这本书。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也说,这本书不仅是他在西南联大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在湖南教中学时也陪伴着他,认为它是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观止》。后来,邵可侣又编写了另一本教材《大学初级法文》,金克木在其中出了很多力,1937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教材想必重视起语法教学来了,长期畅销不衰,到1948年8月已出至第十版。

至于第四处,已经是1937年的1月10日,邵可侣来向胡适辞行,应该是要出远门,但去哪里,胡适并没有交待。不过这一点在《吴宓日记》里能找到答案。是年10月29日上午,邵可侣拜访吴宓,吴在日记中特以小字附注“本年八月,由法国回”。31日晚,杨堃、张若名夫妇招宴于永华园饭庄,到者皆法文会同人,孙福熙夫妇、曾觉之夫妇等亦在座,邵可侣“述回国所见,及中学计划之作辍”。孙福熙是美术家、散文作家,其兄即孙伏园。11月4日晨,吴宓由平赴津,“车将开,邵可侣来,赠卤鸡一只,并送上火车而别”。不久,吴宓随校南迁昆明。但邵可侣和他的缘分才刚开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邵可侣的伯祖也就是哀利赛·邵可侣的巨著《人与地》历经多年翻译后,终于在中国面世。在1936年10月4日的《申报》上,文化生活出版社曾刊出关于“新编丛书四种预告”的广告,其中有哀利赛·邵可侣著、郑绍文译、吴克刚校的《综合史地丛书》,实际上是将《人与地》分为24册销售,这样读者既可单独购买,合起来则是全本,全书字数达二百万,兼附精美插图。虽然广告称当时第一、二册已经付印,“期以一年内出齐”,但笔者在旧书网上找到的第一册即《人与地》的初版时间是1937年2月,有蔡元培和吴稚晖分别作序,说明单凭广告语是不足信的。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只出了7册,另外6册分别为《社会进化的历程》《社会组织的演进》《伊兰尼亚与不达米亚》《腓尼基与巴力斯坦》《埃及与阿比尼西亚》《希腊》。郑绍文即毕修勺的笔名。无论是巴金、毕修勺,还是吴克刚,都是留法者,都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细究,后人容易误以为这些中译本的原著者是雅克·邵可侣。

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邵可侣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1938年4月底,芹泽光治良从日本神户坐船先至天津,再赴北平找邵可侣,却被告知雅克早在两周前已经前往云南。1939年3月21日中午,风尘仆仆的邵可侣抵达昆明,吴宓陪他一块午餐,帮他拟电文,去邮政总局拍发给湖南的黄淑懿女士,接着又一齐去拜访蒋梦麟等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邵可侣和吴宓成为至交,西南联大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关于两人之间交往的记载相当丰富,直至1944年9月吴宓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有赖于此,邵可侣寄居春城的生活史得以相当程度的“还原”。

初到异地,邵可侣首先得设法安顿下来。他没有如笔者想象的那样任教于西南联大,而是去了云南大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一书里注释邵可侣是联大法文系教授,是不确的。邵可侣一开始住北门街78圣书公会的房子,在其客厅里,吴宓曾翻阅美国小说《飘》和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后来就搬去了云大校内。3月24日下午,吴宓访云大校长熊庆来,以邵可侣奉中法教育基金会派在该大学教授法文,求增给薪金,未允。25日,叶公超来告,说联大不拟聘邵可侣加授法文。可见,相比北平时期,邵在云大的待遇要低许多。1940年4月2日,孙凤竹在给爱人张宗和的信中,考虑张宗和是否去云大时,也担心“云大薪水小,虽然一个讲师,也许拿的钱还没有在宣威多,且昆明物价高,应酬也大,钱也许不够用”。所谓的中法教育基金会,系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基础上成立。据葛夫平研究,基金会仅从1931年至1938年,就曾给予邵可侣国币27600元和美金1254元的教育津贴。邵入云南大学,也有此背景。吴宓要求为邵“增给薪金”,而熊庆来未允,是否意味着邵其实并未获得云大的正式聘任,云大只给他很少的薪水,而主要依靠中法教育基金会发给他的津贴?《吴宓日记》中直至1943年1月24日,才明确说邵已获云大聘任,月薪$2000,而新、旧法国均可予以津贴。北平的中法大学南迁昆明后,邵可侣也在该校兼过教职。

邵可侣还在法国驻昆明领事馆负责新闻处的工作,吴宓在日记里说到几次。这份工作可以贴补一些家用。有一次,他和领事康栋因为钱的问题起了矛盾。1942年9月18日,吴宓为邵可侣翻译警告法领事康栋广告,随即送出。吴宓在日记里以小字注明,这则广告20日在《中央日报》(按:其实是昆明版的《中央日报》)登出。根据此条线索,笔者联系上云南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方帮忙拍来照片,果然有此广告,名为“驻昆明大法国领事康栋先生尊鉴”。大意是自1月份起,薪水即被无故扣留,多次书函也无回复,只好登报启事,况且物价飞腾,需要养家糊口,希望能在中秋节前全数领得。到10月2日,吴宓访黄淑懿,“知法领已送侣春季薪$6000”。看来,领事馆的薪金拖欠问题相当严重,邵可侣仍然没能把钱全部要回来。同时,邵可侣还为自由法国工作。1942年2月4日,吴宓在邵可侣家里曾见自由法国的军官(入越联络员)。8月15日,吴宓还去过位于小吉坡四号的“自由法军办事处”,邵可侣正忙于编稿。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证实邵可侣“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

邵可侣很想为战时的中国社会出点力,他能想到的途径是办一所学校。前文提及,1937年10月31日北平聚餐时,他就说过“中学计划之作辍”,似乎表明内心有此想法,但遇到困难搁置了。他到了昆明后没有死心。1939年5月16日,他给蔡元培写信,言在西南设立中学问题,31日蔡元培回函。回信具体内容不知,总之他的中学计划改为设立一难童学校。校址是位于昆明城外的呈贡乌龙村。8月24日晚,邵可侣夜访吴宓,两人又去找王般,劝其留下来作难童学校筹备处的职员,对方没有同意。9月10日,邵可侣示难童学校计划书。这都可以说明学校的筹办进程。到了11月19日,吴宓陪叶公超访邵,知张起钧率难童20人(16男,4女),明晚到。可见,此时难童学校已经正式开办。接下去,又订立学校的“董事会章程”,将校名改为“友仁难童学校”。学校的创设得到了梅贻琦的支持,曾多次在梅宅开校董事会议。学校校长一开始似为张起钧,1940年11月,张辞职,由孙福熙接任。据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记载,是年秋,住呈贡龙街的沈从文和张兆和都曾去难童学校义务授课,一个教国文,一个教英文。但学校很快因为经费问题陷入危机。为了维持下去,身为中法比瑞文化协会名誉理事的邵可侣,1940年曾特地致函协会理事长、蒋介石的亲信毛庆祥,请向蒋夫人乞助。经协会代为设法,获得一定补助。但困境未被彻底扭转,1941年2月5日,孙福熙来,告吴宓学校财尽和学生滋闹事,要见梅贻琦。后几经周折,2月19日由教育厅长龚自知训令呈贡县长李悦立处理闹事学生。眼看学生难管,甚至扬言要殴打孙福熙,经济上又捉襟见肘,孙福熙和吴宓不得不打了退堂鼓。吴宓多次劝邵可侣,将学校停办。到8月,难童学校最终停办。

相较办学理想的破灭,邵可侣的感情生活却多姿多彩——他另组了家庭。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前面提及的黄淑懿。1939年7月8日晚,邵可侣在护国路柏庐酒馆宴请黄淑懿的母亲、妹妹及妹夫孙承谔,另外一位妹妹及妹夫未到,吴宓受邵委托,早早去张罗点菜。8月5日晚,二人于梅贻琦的宅子里举行婚礼,摆酒五桌,熊庆来证婚,吴宓和杨静珊(即杨静山)为介绍人。二人婚后,仍住云大校园,单身的吴宓常去串门和蹭饭。吴宓有时忍不住将新婚夫妇的恩爱和自己磕磕碰碰的感情境遇作对比,未免心里发酸,如8月26日,吴去他们家里小坐,觉得自己“十载经营未有家”,这辈子是比不上邵可侣了。

此时的芹泽光治良和邵可侣断了联系。但好友结婚的消息还是传入了他的耳朵。有一次他在能乐剧场,碰见石川三四郎亲戚的女儿A子,对方告诉他,回日本前,特意去了雅克在北平的家,见到了雅克和他的妻子。雅克对A子的光临没有表示喜悦,让后者以为是他妻子妒忌心很强。芹泽光治良问A子,雅克能一直待在北平吗?A子说:“毕竟他到云南疏散过,说随时都可以疏散……我也不知道,可能又去了云南吧。”A子的话打乱了芹泽光治良的思绪,他觉得雅克对A子不咸不淡,除了其妻子的妒忌心,还有可能是日本人过来访问让他感到为难,他不免想起远方的克鲁那李桑夫人现在怎么样呢?《吴宓日记》中自1939年12月24日后,就没有邵可侣夫妇的记载,直到第二年的2月17日,称夫妇俩“自港、越归”,前后将近三个月。两相对照,很可能这段时间邵可侣夫妇去了一趟北平。

1941年8月5日,邵可侣夫妇的幼女Magali首次出现在《吴宓日记》,当天吴和她一起玩耍。一周岁多点的她正是咯咯直笑、蹒跚学步的时候。吴宓很喜欢Magali,经常逗她玩,1942年4月4日儿童节那天,还买了冠生园糖果一小篮送她。小家伙越长越机灵,在吴宓面前也是没大没小。1943年1月1日,邵可侣夫妇请吴宓等人吃午饭,Magali呼“Wu Mi-”凡57次。吴宓不禁怀疑自己的享年是不是只有57岁。2月6日,扶Magali上树。2月11日,又扶她骑自行车。1944年4月12日上午,吴宓在邵家楼下一边读书一边等饭,Magali来嬉戏,吴宓让她安静点,小家伙不高兴了,说:“若如此,再不许你在我们家中吃饭。”吴宓有点下不来台,勉强正色答:“你不能管,爸爸妈妈要请我来吃。”到了中午,邵可侣夫妇喊吃饭,Magali又极为张罗欢迎。吴宓评价道:“黠哉!”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可爱的Magali,将来有一天会和自己的父母别离,甚至产生深深的隔阂。

据《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1946年5月12日晚,应邵可侣夫妇之约,梅贻琦至厚德福聚餐,客有张溥泉、徐悲鸿夫人、法领事夫妇等。说明此时邵可侣夫妇尚在昆明。邵可侣和徐悲鸿私交一直不错。1942年4月30日,邵可侣曾带吴宓和徐悲鸿一起吃饭,并在云大寓楼观其画、读其诗。1945年12月31日,旷日持久的徐蒋感情纠纷终于在重庆以一纸离婚协议收场,此处的徐悲鸿夫人当是廖静文。

接下去,邵可侣返回北平,度过其在华的最后数年时光。据梅兰芳先生的第五子梅绍武回忆:他于1947年暑假报考燕京大学西语系,成功考取。学生一般主修英语,但必须选择一种第二外国语,他同时选修了法语和德语,而法语老师正是邵可侣,学期三年制。他仍然会给学生起法文名字,教学严格,在课堂上绝不许学生用中国话或英语回答问题。他的法语每周上五节课,头一二年攻读语法,第三年以雨果、巴尔扎克和莫里哀的作品作为教材。比起北大学生杨周翰的时代,邵可侣的法语教学早已驾轻就熟。1948年,邵可侣还兼任燕大音乐系的钢琴教授,“教课时他从容分析钢琴曲的风格,并间插以因伤指而不是挺完美的示范演奏”,“他课后请同学到他家里听唱片,边听边启发,使学生对钢琴曲风格的理解大有长进”。不知他的中国学生是否了解,他们眼前这位老师的最初梦想是当钢琴家呢?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邵可侣发现自己和许多在华的外国人一样,成了“多余的人”。借助日本学者山口守的文章所获得的提示,日本另外一位学者米原谦曾专门研究过邵可侣致石川三四郎的信札,以此为基础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小传。文中细致描绘了邵可侣被新政权强制驱逐出境前后的苦恼。尽管邵本人对共产革命“并不持否定态度”,且妻儿均系中国人,但像他这样拥有安那其主义背景的外国教师在新中国也许并不受欢迎。

1951年初夏,芹泽光治良经瑞士来到巴黎,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克鲁那李桑夫人。此时的夫人已经完全是老太太的模样,原来金色的头发变脏,腿脚也不便,亲生儿子移居美国,养女在德国对伦敦的轰炸中死去。她就住在Robinson附近的一幢水泥公寓里,原来的木头老房子已被邵可侣的哥哥卖掉。夫人第一次向芹泽光治良讲起她对雅克的爱情。由此,笔者才知道:原来,胡适日记里1934年夫人来到北京时,她和雅克对中国的理解很不一致,雅克已经一心想成为一个中国人,回到巴黎后两人之间更加频繁地写信,实质上这是彼此本能地感觉到爱的危机的结果。原来,吴宓日记里1937年雅克回到法国时,她已然明白,雅克离开她是自然的事。当雅克要回北平的那天,她对他说:“只有在你感到幸福的东西里,才能找到我的幸福。”原来,1947年夏,邵可侣和黄淑懿带着Magali回来过,他们计划让孩子在法国接受教育,她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住,她甚至表示愿意代为抚养Magali。但当他们于10月上旬临走时,又突然变卦,把孩子带回了北平。原来,1949年底或1950年(按:笔者认为很可能是朝鲜战争爆发后),邵可侣和黄淑懿就被命令离开中国,女儿必须留下。邵可侣去了香港,还去过澳门,寻找各种关系,想让女儿跟着他们一起回法国,没有成功。她知晓此时的雅克身上已经没钱了,于是把家里中国艺术品送入巴黎的古玩店转手掉,换成钱。

又过了两年,芹泽光治良突然接到邵可侣的来信。信中说:丽丽(按:即克鲁那李桑夫人)几个月前安然去世了,他也打算近期离开这里,在某个地方找工作。

1959年夏,芹泽光治良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世界笔会。克鲁那李桑夫人的老朋友告诉他,夫人生前立下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赠给雅克。老朋友对此很不理解。在巴黎,有一天邵可侣终于打来电话,约芹泽光治良见面。此时的邵可侣神采不复当年,又瘦又老,他和黄淑懿的打扮在游人如织的巴黎街头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说,他们一直在乡下,到巴黎没多久,最近才在乡下一带找到了破房子,妻子在小田园里种菜、养鸡,他在乡下政府找到了工作,但不用定期上班。星期六中午,芹泽光治良带着女儿去Robinson的公寓作客,私下对雅克谈起丽丽的付出,觉得雅克的回答令人无语和失望,因为想不到雅克说丽丽不理解中国,也不理解他。黄淑懿准备了中国菜招待他们。吃完饭,一提起自己在北京的女儿,雅克就陷入了无穷的悲伤。黄淑懿说,两年半前,她去过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了一年多,试图用母爱感化她,但是没用,说坚决不回到法国那样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雅克开车送他们到地铁口,又说起满肚子的委屈,眼泪流到了他那消瘦的脸上。芹泽光治良答应帮忙。——这也是1961年芹泽光治良见到巴金时,提起邵可侣女儿的原因。

《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一书的附录保存了邵可侣女儿问题后续处理情况的信函。1961年11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给芹泽光治良回信:

巴金、冰心两先生曾先后写信来委托我们,代为了解法国邵可侣先生女儿的情况,以便从中劝其到法国去。现经了解,邵可侣先生的女儿(已改名孙立先)不愿去法国,其志甚坚。谨代巴金、冰心先生函复您,特请见谅,并请转达贵友邵可侣先生。

12月14日,巴金又复信给芹泽光治良:

谢谢您的来信。当时我正在黄山休养,我请人把来信和邵可侣先生的信函转给(我自己没有留下地址,因此也未能早写回信,请原谅。)刘白羽先生,托他在京就近办理。北京的回信来了,同时听说您要率文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我打算在上海接待您并同您面谈邵可侣先生令嫒的事,后来我在上海见到崛田善卫先生,才知道您因病未能启程,临时改由崛田先生担任团长。我和崛田见面谈起在东京会议前后的那些日子,感到非常亲切,只是没能见到您,觉得遗憾。八个月前我带着您的深情厚谊回到中国,您的声音相貌至今还印在我的心上。关于邵先生令嫒的事我已经对崛田先生面谈了,我还请他带给您一个小小的纪念品,礼物虽很微薄,可是情意很深,务请哂纳。天气渐渐冷起来了,东京大概已经下雪了吧,请您特别保重身体希望在短期内见到您。

为了邵可侣女儿的事情,巴金和冰心都尽了力。冰心也为此事出面,不知是否也是受了芹泽光治良的委托。据巴金《出访日记》,冰心也参加了1961年东京会议。此外,抗战时期,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也待过相当长的时间,两家人应该相识。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经改名为孙立先的女儿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看法,不想和父母恢复正常的联系。父母离开中国后,她应该一直住在邵可侣的连襟孙承谔家,故改姓孙。

1962年10月3日,巴金给芹泽光治良写信,里面谈了拜读《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一书后的感受。他说“有些书中人我也见过,像石川三四郎、者尔耐利孙夫人(按:即克鲁那李桑夫人)和雅克·邵可侣,因此读到您的私小说,我感到格外亲切”。

正如忘不了他的女儿一样,邵可侣实际上始终心系中国。他不甘心只在乡下政府随便找个差事,他的理想仍然是理解和研究中国。他后来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做过一份汉学文献评论刊物的编辑。笔者在《罗香林论学书札》一书中找到1960年5月22日,罗香林就中国人口问题资料书复邵可侣函:

前奉三月三十一日大教,敬悉大驾于八年前离中国大陆,安返巴黎,至慰。弟亦于一九四九年,自广州移居香港,旋由香港大学聘授中国历史。一九五六年,尝赴巴黎,出席国际汉学会议,得见戴密微(Prof. P. Demieville)、白乐日(Prof. E. Balazs)、于儒伯(Prof. R. Ruhlmann)、铎尔锰(Mr. A. d’Hormon)(按:即铎尔孟)诸教授及居留巴黎之中国学者多人,获益良多,惟是时以未明阁下住址,未及访晤,良以为歉!承示欲收集与中国人口等问题有关资料。弟目学无多,深愧无以奉答高深。惟前见许仕廉牛鼐鹗二君,于一九三0年曾合撰《关于中国人口垦殖种族诸问题中英文书目》(Bibliography in Population, Race, Colonization and Migration)一篇,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刊社会学界,第四期发表(有抽印本发卖),所举各专书及论文,尚可参考。特不知巴黎各图书馆,藏有该刊否耳?至香港大学所出各书,则经另嘱出版部寄上目录一份,想已到达,迩日阁下任教何校,与前在北京诸友人常通信否?得便启示知一二,为祷!专此奉复,并请道安。弟罗香林敬复。一九六0年五月二十二日。  另寄上拙作《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及《蒲寿庚研究》各一册,乞赐指正。

由复函可知,邵可侣曾于3月31日写信向旧识罗香林请教中国人口等问题的相关资料,罗香林予以热情帮助。说明邵可侣此时很可能就在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任职。1971年,巴黎第七大学成立后,邵可侣在那里教中国语言和文明的课程。据Magali后来忆述,她父亲还从英文翻译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与母亲黄淑懿合作翻译出版了许多中国清代及现代文学作品,还出了一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著作。

至于邵可侣和女儿能否相见,只有时间才能给出回答。芹泽光治良在书中也分析过,为何当时女儿不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认为雅克可能没有用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女儿的决定,只是盲目地认为她是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是她对自己是混血儿感到厌烦,这些都会增加其对父母的憎恶。笔者认为,另外一大原因是中法关系的影响。在印度支那问题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中国政府向来是支持这些地区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因此法国的国家形象在中国人眼里长期是负面的。1964年初,中法两国正式建交,这必然会产生多重积极影响,比如Magali会改善对法国及亲生父母的认知,比如邵可侣有关中国的学识会更吃香。很可惜,“文革”接着爆发。一直到1979年,中国重新走向开放,Magali才去巴黎,见到父母。故事到此终于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尾。1984年,邵可侣去世。

中年邵可侣

因为时间和个人水平的原因,对邵可侣的考证只能告一段落了。虽有心去查找,往往只得零星半点,勉强缀成一条说的下去的时间线。有的材料想要而没有得,有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补充,有的地方或许还存在错讹。只能等将来再作修补。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二十余年的法国人,他留下的历史印迹想必还能捡拾出许多,笔者借他人之言对他所作的描述,不过是吉光片羽罢了。明明有如此多的喜怒哀乐、五彩斑斓,最后都归于寂灭。这还算是不错的,更多的人怕是湮没无闻了。寻找邵可侣的过程,如同驾车行驶在一条没有尽头的或明或暗的历史隧道中,在迷离中捕捉某种真实感。

邵可侣热爱中国,本来他应该是像温德那样预备老死在这个国家的。美国学者伯特·斯特恩写的传记,分析了温德为何不愿意离开战时中国的理由:在早先的岁月中,北平就像某种意义上的应许之地,对于温德这样浸淫在人文主义的西方人而言,生活在中国,就等于生活在一个用想象建构的异邦,在这里各种象征符号都饱含道德、情感和美学力量;此外,他能感受到作为先锋的满足感,他知道自己正在做某种意义上的先驱者,将两种异质文化糅合在一起,以等待第三种全新文化的到来;他在中国得到的礼遇,是在世界其他方不可能奢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友好;他能看尽中国人苦难的最深处,尽管有许多不美好,但他也不愿离去,如同纪德《普瓦提埃的被隔离者》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宁愿选择被幽闭的命运。笔者认为,这几点按在邵可侣身上也不为过。

都说时间无情,但它又不乏温情。它让邵可侣经历了人生的“阴晴圆缺”,也让笔者得以认识一群可爱的人物,并将邵可侣致巴金的信和芹泽光治良书中的那两封信“合璧”。在笔者看来,邵可侣有遗憾和困惑,刚来中国时满怀理想和抱负,大多数时间却以教法语为主业,最后不得不抛下女儿黯然离去。但邵可侣又是幸运的,他的家族以及他本人影响了许多优秀的中国人,这些人包括他踏足的这块大地又给予了他二次生命,可谓彼此成就。他有终身爱他、为其倾尽所有的夫人,晚年如愿能和女儿团聚,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积极变化。他的名字,终究和近现代中国史和中法的政治、文化、教育交流史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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